我們學習中國歷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得失，為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提供一些借鑒。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歷史，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重視吸取歷史經驗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毛澤東同志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延安時期，環境那么嚴酷，任務那么繁重，毛澤東同志仍然十分重視研究和借鑒歷史。今天，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更需要重視、研究、借鑒歷史。這對我們豐富頭腦、開闊眼界、提高修養、增強本領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歷朝歷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懂得，“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為國之本”的道理，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和做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比如，《墨子》中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韓非子說“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諸葛亮說“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司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龔自珍寫道“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當然，我國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積累了豐富的治吏經驗，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和階級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出優秀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強大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成為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發展的中流砥柱，團結帶領人民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視培養造就能夠擔當重任的干部隊伍。新時代，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第一，嚴把德才標準。德才兼備，方堪重任。古人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選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通則，區別只是德才的內涵不同而已。我們黨歷來強調德才兼備，并強調以德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這些方面都要過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過得硬。《論語》中說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們黨對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選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堅定不堅定。
選人用人必須把好政治關，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否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作為衡量干部的第一標準。司馬光說“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能力越強、職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過關，就要一票否決。
把好政治關并不容易，古人說“識人識面不識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查處了那么多違紀違規的領導干部，現在依然有不少領導干部受到查處。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兩面人，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口頭一套、行動一套。一些政治上的兩面人，裝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無跡可尋。只要我們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總能把他們識別出來。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會上信誓旦旦講“四個意識”、高調表態，而私下里卻妄議中央、不貫徹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人；口口聲聲堅定“四個自信”、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背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曖昧、立場不穩的人；高談闊論國家前途命運，而背地里卻一遇到個人名譽地位就牢騷滿腹、怨恨組織的人；領導面前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而在下屬和群眾面前卻趾高氣揚、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既聽其言、更觀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誠，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擔當，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謂“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
以德為先，不是說只看德就夠了，還得有過硬本領。當前，干部隊伍能力不足、“本領恐慌”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比如，在紛繁復雜的形勢變化面前，耳不聰、目不明，看不清發展趨勢，察不出蘊藏其中的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辦法；面對信息化不斷發展，不懂網絡規律、走不好網上群眾路線、管不好網絡陣地，被網絡輿論牽著鼻子走，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既要加快干部知識更新、能力培訓、實踐鍛煉，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業績突出，有專業能力、專業素養、專業精神的優秀干部及時用起來。
第二，堅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賢才。歷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重立公道、舉賢良相關。公正用人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組織路線上的體現，應該成為我們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
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歸根到底是對黨、對人民、對干部的責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識人之明、舉賢之膽、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舉、任人唯賢。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如果群眾公認的優秀干部長期被冷落、受排擠，一些投機鉆營的人卻屢屢得勢、順風順水，那就肯定出了問題。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組織部門和領導干部在選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敢于負責、公正無私，公平對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則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
公正用人，公在事業。我們是為事業而用人的，不能憑領導者個人親疏、個人好惡來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顧、論資排輩、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職務作為私相授受的個人資源。用錯一個人特別是用錯關鍵崗位的領導人，對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要從黨和人民事業出發選干部、用干部，堅持事業為上、依事擇人、人崗相適，做到事業發展需要什么樣的人就用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最合適就選什么樣的人。
公正用人，公在風氣。“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整治，選人用人風氣有了明顯好轉，但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并沒有銷聲匿跡，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變著法子拉關系、走門子；有的領導干部雖然調走了，卻仍然干預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還在搞個人說了算，征求意見、集體討論有名無實，組織程序只是走走過場，等等。對此，我們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做到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把政治生態搞清明。
第三，拓寬用人視野。把方方面面優秀人才聚集到黨和人民事業中來，需要打開視野、不拘一格，充分盤活干部資源，把干部隊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人才難得，輕視不得，耽誤不得。我國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訪賢、周公吐哺禮賢、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美談，也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悲嘆。馮夢龍在《新列國志》中說：“歷覽往跡，總之得賢者勝，失賢者敗；自強者興，自怠者亡。勝敗興亡之分，不得不歸咎于人事也。”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出發，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野發現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
陸游有一句詩寫道：“人才自古要養成，放使干霄戰風雨。”現在，我們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實踐經驗，特別是缺少在重大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的經歷。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奮，對自己要求也嚴格，但一到大風大浪來了就沒主見了，總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這個思路，求穩心態有余，斗爭精神不足。要多選一些在重大斗爭中經過磨礪的干部，這對優化干部隊伍結構、提高科學決策水平和政策執行力大有好處。要加大遴選有這種經歷干部的力度，同時要讓沒有實踐經歷的干部到重大斗爭中去經受鍛煉，在克難攻堅中增長膽識和才干。要注重從各個方面選拔專業化人才，優化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專業結構。
第四，激勵干部積極性。全面從嚴治黨的目的是更好促進事業發展。嚴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隊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氣沉沉，而是要激勵干部增強干事創業的精氣神。把嚴管和干事創業分割開來、對立起來，把一些干部不擔當不作為歸咎于從嚴管理，這是不對的。從嚴管理干部是對干部真正負責，干部要領悟到黨組織的良苦用心，習慣于在嚴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嚴格管理當成逃避責任、消極怠工的借口。
干部敢于擔當作為，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從政本分。黨的干部要以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以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的責任擔當，面對大是大非敢于亮劍，面對矛盾敢于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于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于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于堅決斗爭。要在選人用人上體現講擔當、重擔當的鮮明導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為識別干部、評判優劣、獎懲升降的重要標準，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組織和群眾認不認可作為選拔干部的根本依據，選拔任用敢于負責、勇于擔當、善于作為、實績突出的干部。
好干部是選出來的，更是管出來的。嚴管就是厚愛，是對干部真正負責。要堅持從嚴教育、從嚴管理、從嚴監督，把從嚴管理干部貫徹落實到干部隊伍建設全過程。同時，要用科學辦法進行管理，切實管到位、管到點子上。干部管理是一門科學，要敢抓善管、精準施策，體現組織的力度；也是一門藝術，要撐腰鼓勁、關愛寬容，體現組織的溫度。組織敢于擔當，干部才會有底氣。要在強化責任約束的同時鼓勵創新、寬容失誤。探索就有可能失誤，做事就有可能出錯，洗碗越多摔碗的幾率就會越大。我們要正確把握失誤的性質和影響，堅持我講的“三個區分開來”，切實保護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把干部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現在，“痕跡管理”比較普遍，但重“痕”不重“績”、留“跡”不留“心”；檢查考核名目繁多、頻率過高、多頭重復；“文山會海”有所反彈。這些問題既占用干部大量時間、耗費大量精力，又助長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過去常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基層干部說“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這種狀況必須改變！黨中央已經對糾正這些問題提出了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要抓好落實。要加強信息資源共享，不能簡單以留痕多少、上報材料多少來評判工作好壞。能利用現有數據材料的就不要基層反復提供，不要為了圖自己方便，同樣的材料反復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個部門都去要同樣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這方面要有個章法，把基層從提供材料的忙亂中解放出來。要控制各級開展監督檢查的總量和頻次，同類事項可以合并的要合并進行，減輕基層負擔，讓基層把更多時間用在抓工作落實上來。
今天，我們了解我國歷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鑒我國歷史上在吏治問題上形成的正確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時也是要認清我國封建社會在吏治問題上存在的種種弊端，如任人唯親，結黨營私，用人不公，買官賣官，人身依附，黨爭不絕，貪婪奢靡，魚肉百姓，官本位嚴重，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吏治腐敗更是我國歷代王朝走向衰亡覆滅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吸取的歷史教訓！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我們黨的各級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務員，同歷史上的官吏有本質的區別，我們的干部管理同歷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區別。我們總結分析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強和改進干部管理工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借鑒。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26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